结婚攻略网“看此日桃花灼灼，宜室宜家；卜他年瓜瓞绵绵，尔昌尔炽。”风行一时的民国最美婚书，用尽古往今来的美好词汇，为婚姻作证。古人用一纸婚书，缔结一双男女的婚姻契约。古代...
婚书：古人也有结婚证
“看此日桃花灼灼，宜室宜家；卜他年瓜瓞绵绵，尔昌尔炽。”风行一时的民国最美婚书，用尽古往今来的美好词汇，为婚姻作证。古人用一纸婚书，缔结一双男女的婚姻契约。古代婚书上，除了优美的辞章，还有婚姻的真相。
草帖、定帖定婚约
南宋理宗景定元年（公元1260年），新任韶州知州郑竦，正在筹办一桩婚礼。他的侄女庆一娘，就要出嫁了。
庆一娘十四岁，刚刚达到法定婚龄。通过媒人向她求亲的，是官宦世家潘家的儿子。郑家对这门亲事很满意，双方合过生辰八字，非常匹配。于是潘家向郑家发出了定婚邀约：“草帖”。
“草帖”上记录了潘少爷的家世、祖宗三代姓名、官职、是哪一房（妻、妾）的第几子、生辰八字、主婚人等等内容。接到媒人传递来的“草帖”后，郑家依样回复。定婚也就完成了一半。
光看草帖文字还不够，潘家人还要带上彩礼，在媒人的引荐下，到郑家“相亲”。这支相亲队伍非常庞大，有男有女，除了考察郑家家境以外，潘家女眷还要看看庆一娘本人。
不过未来的新郎官——潘少爷，并不在队伍中。在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决定婚姻的时代，新郎新娘直到婚礼当天，才能真正认识对方。
见过庆一娘之后，潘家留下彩礼，并和郑家商定好了结亲日期。这时，就轮到第二份婚书——“定帖”登场了。定帖的内容不如草帖详细，但辞藻华丽隆重，对对方也使用敬语。
潘家和郑家都是有名望的大家，定帖的交换仪式一点不能含糊。盛放定帖的盒子是私人订制，装饰精美。媒人和两家人在定帖上签字画押后，先男后女，择日传递。
草帖和定帖就是宋代的法定婚书了。它们是由唐代的通婚书与答婚书演变而来。通婚书是男方送与女方的求婚文书，女方接受后，再回复答婚书，双方就算完成婚约缔结，两封文书也作为纪念，由男女双方保存起来。
无论是唐代的通婚书、答婚书，还是宋代的草帖、定帖，都不是由政府颁发的结婚证明，而是由男女双方约定签署的，更像婚前协议。而且，它的缔约双方其实不是夫妻本人，而是夫妻背后所代表的整个家庭乃至家族。
交换过定帖，就意味着潘郑两家的婚事，具有了法律效力。如果结亲后，发现对方家庭情况与定帖所述不符，就可以作为依据，悔婚或者离异。
唐律明确规定，如果女家有“妄冒”行为，欺骗男方，要受徒刑一年；如果男方出现“妄冒”，罪刑更重，要在徒刑一年的基础上再加一等。而确认“妄冒”后，就可以断处双方离异。《宋刑统》沿用唐律，对婚书内容的真实性，同样严加管理。
五年不娶，婚书无效
交换婚书，并不代表婚姻完成。古人讲究仪式感，必须在吉时迎娶，完成婚礼，并广而告之，才算真正结婚。而从定婚到结婚的过程，尽管有婚书作保障，还是会出现一些幺蛾子。
元至元七年（1270），一位名叫刘泉的老汉拿着定帖，跑到太原府衙告状。刘老汉告诉知府，自己的女儿伴姨，在十一年前经媒人说合后，与元凯的儿子交换了婚书，定了婚。
但是，过了这么多年，元凯家始终没有来迎亲！当年写婚书时，伴姨还是一位年仅13岁的少女，等到现在，她已经整整24岁了。
婚书是定婚过程中“男家致书礼请，女氏答书许讫”的书信往来，它与今天结婚证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：证明了男女双方在婚姻中的合法地位。所以，和元凯家交换了婚书，伴姨就是法定意义上元凯家的儿媳妇了。
即使过了十一年都还没有举行婚礼，伴姨也不能另嫁他人。刘老汉又气又恨：“我女儿因为一纸婚书，守了十一年活寡，耽误了大好青春。求青天大老爷还她一个公道！”
这个案子着实棘手。太原知府也没想到，世间还有如此心大的人、不靠谱的事儿！最后知府决定，把案子上报中央，让主管全国民生的户部官员们来处理。
户部开会研究之后，有了结论：限元凯家在三十天内，将伴姨迎娶过门；否则，婚书无效，伴姨另行改嫁。这样的判决是不是轻了点？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”，户部只能这么判。
按照当时法律规定，元家一味拖延，没来迎娶，不算悔婚，也就不违法。所以，户部只能依据婚书，催促两家完婚，却无法处罚元家，补偿伴姨这十多年来的精神损失。
后来，太原府又接到一桩奇葩案子：至元五年（1268）时，石虎虎与宋德荣的侄女宋小梅立婚书定婚，但至元七年时，石虎虎却突然逃婚，不知所踪了。宋德荣没办法，只能向太原府告状。
石虎虎钻的也是法律空子，他逍遥自在了，可苦了宋小梅。太原府这次找到了大都、卫辉等地的相似案例，经过比对，宣告双方的婚书作废。
伴姨和宋小梅的遭遇，给元朝政府上了一课。至治三年（1323），《大元通制》颁布，里面有这样一条法规：五年无故不娶，即宣布婚书无效。
婚书原本是合同
文字婚书具有法律效力，但一开始并不是男女结婚的必需物品。唐代法典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：“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私约而辄悔者，杖六十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唐朝，“私约”（口头婚约）和婚书差别不大。
唐律还规定：“虽无许婚之书，但受聘财亦是。”也就是承认了以聘礼为基础的事实定婚行为。没有婚书，仅仅依靠私约或者交换聘礼构成的定婚行为，极容易引起争议，要是有一方不按口头约定行事，讹要更多的彩礼钱，甚至耍赖悔婚，就难免要闹到公堂了。
《元典章》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：至元十年（1273），郭伯成状告李仲和的女儿李丑哥，说她犯了重婚罪。事情要追溯到四年前。当时，郭伯成通过媒人撮合，为儿子郭驴儿和李丑哥定了婚。
郭伯成嫌麻烦，就没有写婚书，而是直接把聘礼送到了李家。不过，因为两家孩子年纪都小，所以没有正式把儿媳娶过门。没想到第二年，李仲和又收了聘礼，把女儿嫁到了石家！
自己的儿媳转眼成了别人的妻子，郭伯成当然不肯罢休。受理了案件的官员也支持郭伯成。李丑哥和郭驴儿之间，虽无婚书，但已有聘礼，属于法律承认并保护的事实定婚。
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，李家和石家的婚姻无效。鉴于石家不知道原委，因此最终判处李丑哥嫁给郭驴儿，并退回石家聘礼。
追根究底，李丑哥重婚案的发生，是因为定婚双方没有文字婚书。为了重新规范民间结婚行为，减少争讼和摩擦，从元朝以后，政府正式规定：今后结婚，私约不再算数，必须要写文字婚书。
为了规范婚书，政府甚至还出台了相应的格式规范。“自聘定后，择日成亲，所愿夫妻偕老，琴瑟和谐，今立婚书为用者。”
这句话常出现在元代婚书最后，美好的祝愿前面，其实是冷冰冰的内容：彩礼金额。男女双方、主婚人、媒人、证人等都要在上面签字画押，以防日后赖账。婚书背面，有硕大的“合同”两字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自收好。
赘婿婚书有讲究
至元八年（1271），有名为安林的人，经媒人孟得禄做媒，将女儿安秀哥嫁给王驴哥，并招王驴哥入赘。双方同意后，即拟定婚书，准备结婚。这是一种特殊婚约——招婿入赘。
一般招婿的女方家，没有男丁。而入赘的男方家，往往兄弟众多且比较贫穷。这时，女方占据主动权，在给予男方足够嫁妆的情况下，要求女婿在女方家居住劳作，赡养岳父母终老。
招赘的要求，也体现在了婚书上。按照婚书规定：如果王驴哥不务正业，不服岳父母的教诲，游手好闲，那么依此婚书合同，岳父母有权要求女儿与王驴哥离婚。
王驴哥入赘以后，果然不务家业，甚至还推打岳母，离家出走。最后大都路官府依据婚书，断令王驴哥与安秀哥离异。
入赘婚的婚书中，类似的条款有很多。比如有的婚书要求，结婚后生下的子女必须随母姓。还有的婚书规定，男方应先到女方家干几年的活，如不满年限或逃走超过六十日，婚书即无效。
这些条款把婚姻作为一桩交易，且以此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。这些婚书条款是否有效？引起了官员们的思考。
首先提出异议的是东平路汶上县（今山东济宁汶上县）县尹杜闰。他认为，这种做法，违反了礼教中的夫妇之义。夫妇乃人伦之始，要在追求永久，岂可以条件作为交易？
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，中书省户部下发文件，采纳了杜闰的意见，将婚书中出现的把婚姻作买卖、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斥为无效条款。
反悔可怎么办？
明正德年间，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名叫韩师愈的秀才，因为家道中落，只能在书馆当教书先生糊口。这一年，正德皇帝驾崩，嘉靖皇帝登基，江浙一带纷纷传说，新皇帝要从民间选秀女。
韩秀才这天从书馆回家，走着走着，被扯了一把。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开典当铺的金朝奉。金朝奉的女儿16岁了，正是应当入选秀女的年龄。为了不让女儿入宫受苦，金朝奉只好拉郎配。
韩秀才也知道，自己一贫如洗，如果不是碰上选秀，根本不可能做金家女婿。他跟金朝奉说道：“小生囊中羞涩，就算您不嫌我孤寒，我下了聘也没办法立刻完婚。等选秀过去，您反悔可怎么办？不如您写一纸婚书，大家画押，这样就有凭有证了。”
金朝奉心里着急，满口应承下来。婚书写在大红帖子之上：立婚约金声，系徽州人。生女朝霞，年十六岁，自幼未曾许聘何人。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，实出两愿。自受聘之后，更无他说。张、李二公，与闻斯言。嘉靖元年某月某日。
半年多过去了，选秀的谣言散去，金朝奉果然后悔了，试图用女儿与侄子早就定了娃娃亲为理由悔婚。闹到公堂上，韩秀才拿出议婚时的吉帖、婚书，呈交给了审案的吴太守。
《大明律》规定，男女双方定婚，需要“各从所愿，写立婚书，依礼聘嫁”。《明会典》规定：“凡嫁娶，皆由祖父母、父母主婚，祖父母、父母俱无者，从余亲主婚。”
韩秀才父母双亡、没有亲人，所以由学友见证画押；而金家小姐则由父亲主婚，订立了婚约。韩秀才和金小姐的婚书完全合法，而且婚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女方“自幼未曾许聘何人”。吴太守当机立断：“婚书有效，韩秀才和金小姐择日成婚！”
